美国最好的大学应该扩大招生规模吗？

　　今年5月3日是所有八所藤校、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绝大多数顶级名校录取学生确认是否入学的截止日期。今年，这些院校录取率均创出历史新低，其中部分院校跌至4%或更低。这些院校可以从数以万计的申请人中随心所欲地挑选新生。

　　随着所有录取学生正式确认就读院校，本学年的顶尖美本招生基本落下帷幕。如果上述院校无需大量动用候补名单，数以千计的学生势必大失所望，而录取他们的其他院校则喜出望外（被斯坦福拒之门外的优秀学生对排名较低高校或许是梦寐以求的生源）。这些学生究竟花落谁家可能还有待多方博弈的结果。

　　1990年，共有1，608名新生来哈佛大学报到入学，而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也只有1，632，几乎毫无变化。在此期间，常春藤盟校的招生规模近上升18%，不过该升幅主要来自康奈尔大学（招生规模翻一番）；除此之外的7所藤校（被宾大、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达特茅斯、布朗和哥伦比亚）的增长幅度不足10%。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是，同期全美应届高中生数量的增幅达到26%。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处于金字塔尖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本科招生数量多年以来一直处于低位。

　　今年，一些高校招生专家和教育领域学者挺身而出，呼吁美国顶级院校，通过扩充校园规模或创新教学模式招收更多学生。

　　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柯普（David L. Kirp）今年四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目前顶级院校的招生现状异常不公。

　　他写道，“2017年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全美包括五所藤校（达特茅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布朗大学）在内的38所大学，家庭收入T高居前1％的学生人数超过垫底60％的总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财大气粗的年轻人就读藤校的可能性为出身贫寒同龄人的77倍。”

　　美国38所高校中，家庭收入高居1％的学生人数超过垫底60％总和

　　柯普列举了公立高校对此现象的回应（在他看来这种回应恰如其分）。他写道，“大多数需求远超供应的高校当机立断地扩张规模。包括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内的部分公立院校正在如此行动。去年秋天，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各个校区以及在线项目共招收了128，000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规模扩大和更为平等 （自2002年以来，出身低收入家庭的本科生人数飙升近三倍）的同时，亚利桑那州立还变得更加出色——该校获得学士学位的本科生比例升至69%，远超全美平均水平。”

　　柯普的解决方案如同其文章标题那样一目了然：“为什么斯坦福应该自我克隆”！

　　他指出，“推陈出新的设想：顶尖私立大学，例如普林斯顿或耶鲁（或许还包括精英文理学院例如威廉姆斯和阿默斯特）应创建一个新校园。由于最聪明和最优秀的学生对这些院校趋之若鹜，扩充校园规模并不代表学术标准的降低。任何一位履历光鲜的教授都会争先恐后地前来任教，而顶级高校的落户对任何一个城市均属千载难逢的机遇。”

　　柯普并非唯一认为顶级大学需要改变现状的学者。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普及关爱（The Making Caring Common）”项目组上周发布一份报告，同样呼吁所有目前录取率低于50%的高校进行改革。

　　哈佛教育学院“普及关外”项目

　　“目前的现状：作为通往一系列广泛领域领导层和权力的入口门户，选拔性高等院校事实上可以培养数量和多样化程度远超如今水平的学生。其原因在于这些院校具备提供高质量在线课程的资源，它们有望创造令人振奋且治学严谨的学术途径来获得学士学位，不仅是单纯的网络课程，而且还有在线教育并结合校园面授、田野经历、实习项目和全新类型社区等全方位教学模式，从而接纳、吸引并惠及更为广泛的学生群体。在打造这些通道时，选拔性高校能够维系甚至加强其对于通识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承诺。与其以更低录取率（令人不安的是，这其实意味着招收更少数量的学生）凸显江湖地位，让这些院校引以为豪的应该是一个更为公正和更加民主的衡量标准——培养了多少出色的学生。”

　　该报告表示：“打造这些路径不应该以损失收入为代价。选拔性高等院校减低的学费可以通过招生规模予以弥补，甚至提升总体收入。很多选拔性院校面临千载难逢的良机来提供更多令人振奋的教育选项，行动起来，做正确的事情、与此同时还能够提升收入和增进民主。”

　　其他批评者更为关注名列前茅的顶级高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招生副教务长博肯斯塔德（Jon Boeckenstedt）在上月发布的一则博客中矛头直指那些“拒人千里院校（Highly Rejective Colleges）”。

　　拒人门外（录取率<25%）美国高校吸引力矩阵

　　他写道，“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高校：它们的录取率低于10%、其学杂费收入仅占总体收入的三分之一弱。请深思这些数据的含义、这些院校发榜公告与其声誉的相关性，并扪心自问这种现象是否合乎情理。”

　　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圣克里斯托弗中学升学主任强普（Jim Jump）撰文指出，“过去三十年间，那些所谓‘拒人千里院校’的数量大幅上升。1992年，（根据U.S. News数据）分别仅有20所综合性大学和2所文理学院录取率低于33%，到了今天同样录取率院的校分别达到75-80所和40所。”

　　他进一步表示，“30年前，全美院校录取率最低的是17%。逐年走低的录取率是否打造出一个更完善的招生体系？校董会、排名机构甚至债券评级机构持续向高等院校施加压力将更多学生拒之门外。然而，拒绝率达到95%难道真的优于83%，这样是否让公众产生招生体系遭受操纵的不良印象？高校招生取决于公众对于录取体系的信心和信任；而大学舞弊丑闻中那些有钱家长的所作所为已经动摇了这种信心和信任。无休止地寻求将更多学生拒之门外难道不会雪上加霜吗？”

　　值得一提的是，有个别顶级院校近期确实扩大了招生规模。2020年，耶鲁大学完成了一项四年扩招计划，将其年级规模增加15%。普林斯顿大学也有类似计划，该校在2005年已经进行了扩招。这两所顶级院校非但名望丝毫未损，而且录取率同样一路走低。

　　耶鲁大学四年扩招15%

　　虽然入学竞争惨烈程度不及耶鲁和普林斯顿，但位于德州的莱斯大学的门槛也颇为不近人情，其录取率仅为9.3%。该校于今年三月宣布将于2025年将其本科学生规模扩大20%，达到4，800人。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着作等身的高等教育专家塞林格（Jeffrey J. Selingo）认为类似耶鲁和莱斯这样的精英院校扩招10%-20%非但无伤大雅，而且还能够缓解校友子弟和特招运动员引发的压力。他表示，“我们通常把大学招生看作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零和游戏，录取这个人就得拒绝另一个人。扩大招生规模有助于缓解这种状况。”

　　塞林格认为新冠疫情为线上教学带来全新内涵，从而催生一种削减学生亲临校园就读时间的混合线上和面授教学的模式。他指出，“即使无法改善目前的基础教学设施，我们其实也能够通过混合教学模式或网络课程培养更多学生，其中工作实习或本科研究完全可以在校外进行。”

　　虽然坦承这些方式会带来额外的成本，但塞林格认为这点费用对财大气粗的精英院校不值一提。他说，“这些高校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例如哈佛的捐赠基金高达400多亿美元，其他院校的基金至少也有大几十亿美元。因此做这方面的尝试完全在其力所能及范围之内。”

　　尽管如此，塞林格承认哈佛这类院校其实不会考虑上述任何建议。他指出，“多年以来，没有一位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校长愿意挺身而出进行改革。我认为这些院校只会越来越无动于衷。只有依靠诸如诉讼、政府干预等外部力量才有可能让他们振聋发聩！”

　　目前绝大多数精英名校确实没有考虑扩招计划。

　　卡尔顿学院经济学家戈洛维（Nathan D. Grawe）在其两本着作（《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敏捷高校》，均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中预测，大多数高校，其中绝大部分为普通院校，即将面临严重的生源短缺问题。在此大环境下，如果精英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其他（排名没有那么高的）院校势必损失生源。

　　柯普在其文章中还提到精英院校的另外一层顾虑：扩招将危及其排名或声誉。“这类院校极为珍视自己的声誉，不难预见的是，如果真的采取如此大胆的步骤，其名望可能受到影响，且U.S. News排名可能滑落一至二名。尽管如此，如果哈佛在西海岸开设一个校园，且教学质量别无二致，那么该校真的会失去什么吗？”

　　运营一个帮助原住民学生申请大学公益组织的教育顾问拉芙琳（Whitney Laughlin）认为，与其扩大招生规模，精英院校更应该保障录取流程的公平度并打造一个更为多样化的学生群体。

　　她指出，“相当一部分小型文理学院不会变更其宗旨（扩大学生群体），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院校努力变得更为多样化，其中最好的案例就是阿默斯特学院。”她还认为，精英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其中应该包括更多代表性不足的弱势群体。

　　宾大前招生官古德曼（Steven R. Goodman）在接受哈佛校报时表示，他坚信类似哈佛这样的高校应该招收更多学生，尽管如此，有关究竟哪些人有资格就读这类精英院校的讨论还在继续。

　　他说，“这个问题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谁说了算：考虑到拥有的富可敌国的财富和话语权，哈佛这样的大学目前掌控着最大的话语权！但是，最终是否应该由整个社会来决定这个极为重要的开放性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全美大学招生咨询协会CEO佩雷兹（Angel Pérez）表示，“我认为任何有助于高校消除入学障碍和培养更多弱势群体学生的努力都值得尝试。每一所高校，无论其属于何种类型，都应该投身于此，包括那些资源远超其他院校的顶级高校。”

　　但他也补充道，哈佛教育学院报告称，“对于普遍存在的深层次不公平问题，高等教育的答案并不在于那些高选拔性的精英院校。首先，只有20%学生就读于录取率低于50%的院校，其次，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无法获得本科学位。我赞赏该项重要的尝试，但是希望提醒公众的是，仅靠顶级精英院校无法解决高等教育的普及性问题。事实上，为普通高校提供更多资金和通道支持才能真正改变游戏规则。”